圖：東音工晚表演的樂隊「門生」的主音Benny Cheng
（獨媒特記報導）「馬上封」，讀音令人有些霞想的名字。但在活化工廈政策下，就是單位馬上被封的意思，是位置觀塘的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，第一次被逼遷所舉辦的抗議音樂會姓名。音樂會結束，即晚收拾細軟，將器材搬到新租來的單位，新的Hidden Agenda再次上路。一年後，Hidden Agenda再次被逼遷，今次結業音樂會叫「東音工」，全名是「我們來自工廈之：東九龍音樂工業音樂會」。處身於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左右的一年之間，他們經歷了活化工廈政策，「東音工」的晚上，與「馬上封」的晚上感覺已全然不同。兩次迫遷，兩種態度。
Hidden Agenda的負責人之人Kimi被問及「馬上封」的經歷時，心情也沉重起來。在「馬上封」至「東音工」的一年裡，政府對活化工廈政策進行了中期檢討，放寬了「活化」工廈的門檻，業主更容易更改工廈用途，可能是令Hidden Agenda再被逼遷的原因。
黃津玨（阿玨）是自然活化合作社成員和Pusshitachi的結他手，認為「馬上封」時代的Hidden Agenda做不到現在這樣一場關注東九龍音樂工業的運動。當時Hidden Agenda開業只有短短一年，只有留意香港獨立音樂的人才知Hidden Agenda它的存在，運作方法亦不成熟。當時Hidden Agenda突然收到通知，要在一個月內走。成員盡力地想能在一個月內做什麼，要怎樣做，想到的就是「嘩原來而家剷到埋黎喇啵，咁樣我地開始去講喇」開始意識到活化工廈的影響，也有了「馬上封」音樂會。
圖：三十一日晚Hidden Agenda的東音工
「東音工」時代，除了受到業主加租壓力外，更主要的受到來自政府部門的壓力。Kimi說Hidden Agend正分別被多個部門「攪緊」，分別是地政署指Hidden Agenda在工業用地進行商業活動；食環署指其沒有娛樂牌；警方要求申請酒牌。在香港法律下，所有大廈也要根據土地契約所規定的用途來使用，而Hidden Agend所身處的大廈用途是限作工業或倉庫用途，無形中變成了不能申請娛樂牌變相不能申請酒牌，因為不符合士地用途。而Hidden Agend在表演期間賣酒，其實是貼補支出的主要途徑，同時令觀眾看表演時，看得更盡情，更是文化的一種。阿玨說從前的Hidden Agenda不會和政府硬碰硬，「會有些驚」，如果地政署的人員來到，成員會說不如假扮貨倉避開，或者建索性不賣酒。但經一輪討論後，大家都明白硬碰硬的意義，輸了都不過是打回原狀。但如果贏了就很勁，可以改變工廈表演場地是犯法的想法。
Hidden Agenda的運作模式相比從前也成熟多了，除了租場給獨立樂隊表演外，亦會進行其他活動，例如七一遊行前特別辦了「社運戰鼓速成班」。梁穎禮（阿禮）生活圈主要在觀塘，是意色樓和Pusshitachi的主音，參加過「馬上封」和今次的「東音工」，也有幫忙策劃「東音工」。他也認為「馬上封」和「東音工」的差別是訴求更加清晰，這都是因為受影響的工廈租戶更多了。阿玨亦覺得支持Hidden Agenda的人數是比「馬上封」時多了。認識Hidden Agenda的人不再只是在觀塘的樂隊，有些在香港生活的外籍人士也支持Hidden Agenda，因為他們看到觀塘的優點，離開民居很遠，不會收到嘈音投訢，單位也很大。假設在唐樓開一間類似Hidden Agend的表演場地，最小需要三十多萬設置隔音，試問怎會負擔到。除了工廠區外，也不太可能出現類似的地方供人表演音樂。
我們來自工廈之東音工演唱會的宣傳片，片中強調獨立自主的藝術空間，可能正時香港所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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